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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要知道，大明如今的财计还能延续，就是通过在“折银”这个环节玩的不对等而支撑。民间一石粮折银三四钱的，征收时的比例也许便折银八九钱甚至一两。再到地方，加上火耗、常例等等，也许便折银二两甚至三两。

        朝廷财计已经基本上是算银两，地方上仍旧算粮石。这中间的差额，便是维持朝廷财计仍可维持的诀窍。

        如今，皇帝却把这些问题曝于殿试。这并非是觉得朝廷重臣们不能干，而是大家确实给不出更好的办法。

        这里面牵涉到了赋税制度，牵涉到了吏治，牵涉到转运和大明军务、民政开支的方向。

        于是有一人便说道：“这殿试策题……太难了些吧？”

        这不是“何以富国”或“变法利弊”这等可以泛泛而谈的题目。

        看看题目本身给的三个材料，其中信息量之大，对实务不甚了了的贡士甚至根本不知道指代的是什么行为。

        而其后三问，既有具体政策利弊，又有吏治这等问题，更有钱法这等国策方面的宏观问题。

        传递出去的导向，也会让贡士们慎之又慎：如今正在行新法，朝廷这是在选拔志同道合之士，还是遇到了难题要广泛问计？

        若已有定论，下笔就得慎之又慎了。若还没有定论，也通过殿试告诉了天下，朝廷有意在钱法方面也做做文章。

        费宏倒是看得很透：“诸位，我等皆知，若钱法无有善策，新法功亏一篑。科则统一、摊丁入亩、士绅一体纳银，错非陛下决意推行，我等为人臣者断难办完这三事。此三法损士绅之利、难百姓银荒，故有采买法缓百姓徭役之苦、商法免士绅之忧、税法缓财计之难。然大肆行银之后，若仍私铸成风、流通不便，则弊病倍之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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