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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至于将来会如何，那都是各人的选择。

        朱厚熜继续想着嘉靖二年的殿试策题。

        阳春三月，数位国丈在广东。两年大砍杀，士绅终究是越来越胆小。今年徭役大减，哪怕有，也都由商行雇人代办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新党”为了新法顺利，并不允许向百姓摊派，反正广东去年“抄家”有得，财政暂时负担得起

        广东老百姓得以有了充满期待的一春。

        而在南京，蒋冕返京后的江南众官心里也宽松了不少。

        关于广东新法，他们多数也不敢先怎么多议论——将来如何发展，总要看嘉靖五年的决定。

        何况如今的东南，谁知道锦衣卫和内厂在这里撒了多少人？

        殿试策题在四月初传到了江南：前年问的是何以富国，今年问的则是吏治与教化。

        新党掀起新法之势，缘由便是天下官绅贪腐、害国日重。

        皇帝想要富国，但似乎也在问其他解决这些问题的其他办法。毕竟吏治与教化，都离不开读书人。若官绅都能体贴国事艰难，是不是就不用搞那么激烈的新法了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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